毒品侵蚀的中国乡村:红白喜事都约着一起吸个毒…(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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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印象里的吸毒者骨瘦如柴，到处是针眼。其实那只是海洛因。这说明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毒品，特别是新型合成毒品。”陈敏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三十多岁的李剑锋在长沙经商，生意做得不错，“一年几十万的收入吧。”他的妻子是医生，孩子乖巧懂事，家庭让很多人羡慕。

2015年，李剑锋开始吸毒。“生活太安逸了，朋友说找点乐子，就跟着一起玩这个（毒品）了。”冰毒和麻古进入他的身体，“混起来吸。五六天一次，一次半克冰毒，一粒麻古。”

“一克冰毒200块，一粒麻古50块，打个电话就能送到手上，很容易。”在讲到毒品来源时，李剑锋感叹，“抽得起烟就吸得起毒。”

陈敏说，毒品这一人们印象中昂贵的物质正变得越来越廉价，特别是合成毒品。这让他忧心忡忡
“海洛因害自己，而冰毒是害身边的人”

“吸冰毒后，想问题地时候会偏执，会钻进去。”李剑锋说，“比如说赌博，我没吸毒时可能输个十万块钱就不玩了。但吸完后，输二三十万我都不会走，一直赌到药效过去。”

妻子下班晚回来几十分钟，他就会怀疑妻子有外遇；孩子不听话，他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他甚至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他怀疑手机被人装了监控软件，换了七次手机，从苹果换到老式黑白屏诺基亚。

“那种状态就是，只要你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就会一直想下去，最后当成事实。”

这是冰毒吸食者的普遍状态。陈敏介绍，冰毒等新型合成毒品的吸食者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偶尔吸食、成瘾依赖、毒品滥用、精神障碍。

“明显的精神障碍一般在吸食两年左右时出现”，陈敏说。李剑锋做亲子鉴定、频繁换手机等一系列异常行为引起了妻子的怀疑。

作为医生，妻子很快确认丈夫在吸毒，她把夫妻两方的至亲召集起来，将李剑锋绑到了戒毒医院。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疯了，要害我。”李剑锋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治疗一个多月后，我才慢慢意识到，疯的是我，我以前做了很多荒唐事。”

陈敏介绍，许多刚接触冰毒的人觉得，冰毒吸了之后身体的瘾很小，所以吸起来没问题。但实际上，冰毒对神经系统的伤害非常大，但伤害的是人的精神，不像海洛因会让人身体溃烂，所以吸食者自己察觉不到它的伤害。直至患上“苯丙胺精神病”。

“苯丙胺精神病”是反复使用中等或高剂量苯丙胺导致出现以妄想为主的精神障碍，可在用药过程或之后出现，常伴有听或触幻觉、情感不稳、活动增多、敌意，甚至非理性和突然的暴力行为。

毒品侵蚀的乡村：有些农村红白喜事，都约着一起吸个毒

“有些农村办红白事，都会约着吸个毒”

陈敏两年前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跳槽到戒毒医院，他图的是医院的工作更规律、稳定。

但随着与吸毒人员接触越来越多，一个隐秘的世界慢慢向他拉开帷幕。

进入医院的吸毒人员，几乎人人家里都有一部血泪史：有人与至亲拔刀相向，有人家破人亡，有人妻离子散。

他总想起发小刘元（化名）。刘元与陈敏都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湖南岳阳，两人从小一块上学，一起玩耍。

与陈敏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白领生活不同，刘元很早就去了深圳的“道上混”。陈敏还记得十年前自己去深圳看望刘元，那时刘元已经染上了毒瘾，每天都要注射海洛因。

“他那个时候偷、抢，还拉皮条，只要能弄到钱，什么都做。”陈敏说，在深圳时自己既震惊又心痛，没想到当初的好哥们儿会变成这个样子。劝说无果，陈敏慢慢就和刘元减少了联系。

2013年，陈敏回老家村里，才再次听到刘元的消息。原来，2011年，刘元就去世了，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儿。

“村里人说，2011年广东的警察发函让老家的警察调查他，他在广东犯了事。当时刘元躺在床上，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地方，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警察看了一眼就走了，从此再没有过问。警察知道他时日无多，抓了也没用。”警察走后不久，刘元就去世了。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父母带着他到各戒毒医院和强制戒毒所戒过多次毒，但由于他的身体各器官已经被海洛因严重损害，完全不能适应没有毒品的生活，都以失败告终。生命的最后，像一具木乃伊躺在床上，全身上下难得一块好皮肉，到处是溃烂的伤疤。”陈敏回忆。

发小惨痛的经历与工作中接触的惨剧，让他开始留意毒品蔓延的轨迹。

他慢慢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一些地方毒品的泛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有些农村办红白事，都会约着一起吸个毒，发毒品就像发烟一样。”

尤其让陈敏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某些农村地区获取毒品相当容易，“打个电话，半个小时就有人送到，比外卖软件还快。”
向他咨询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有些是“孩子”——未成年人。

一个15岁的留守少年，染上海洛因长达两年。父母在外地打工，小男孩与家中老人在一起，缺乏父母的关心和教育，对读书也没什么兴趣，在义务教育期间中途辍学。他整日在家乡游荡，结识了吸毒者，被引导诱惑吸上了海洛因。

毒品“下沉”得越来越厉害，这最让陈敏忧心。《2015年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在全国现有234.5万名吸毒人员中，不满18岁的有4.3万名，占1.8%；18岁到35岁的有142.2万名，占60.6%。

陈敏医院的数据也显示，来住院戒毒的病人原来多数为社会高收入人群，现在逐渐向中低收入者，甚至向贫困家庭蔓延。病人的年龄也从10年左右的30岁以上为主，逐步低龄化，到现在平均年龄约25岁，年龄最小的住院者仅13岁,初中在读。

而有一些在吸毒家庭的孩子则更早接触了毒品。2015年10月，湖南株洲一个2岁男童突然昏迷，孩子的尿液呈冰毒阳性。警方调查得知，男童的爷爷吸毒后将吸毒工具随手扔在屋内，被孩子接触到了。

陈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6岁、小女儿1岁。他总会想，孩子长大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毒品被控制住了吗，会有人引诱她们吸毒吗？

“我不想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毒品泛滥的年代。”陈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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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事一桩 | 中国农村毒品现状比电影里的更让人担忧
http://view.inews.qq.com/a/20161016A03UKE00
海南省公安厅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海南省农村的吸贩毒人员数量在近3到5年时间内比之前10年翻了一倍。

在吉林省九台强制隔离戒毒所里，100多名接受戒毒治疗的人员中，大部分都是来自长春周边农村的年轻人山西农村18岁的女孩妮娜一次和男友吵架拌嘴，一言不合就要割腕自杀。为了止疼，她的一个朋友给她推荐了特效药，没想到这特效药就是毒品，妮娜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吸上了土制海洛因。

四川宜宾20多岁的小伙钟林材一次在县城酒吧喝酒，竟然轻信别人说毒品能壮阳，于是就此走上了吸毒之路。

更有一些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觉得“吸毒是一种时尚，吸毒才有范”！

在农村，一方面很多人对于毒品知识不够了解，处于好奇或是疏于堤防而沾染上毒品。另一方面，村里人也觉得自己家人吸毒不光彩，不愿声张，也不愿送家人去戒毒，反而助长了毒品在农村的传播。

我国对罂粟种植严加控制，除药用科研外，一律禁植！可是，因为农村地区警力薄弱，很多不法分子甚至就铤而走险在农村种起了罂粟，建起了加工作坊，就地制作加工提炼生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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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禁毒战争未能遏制毒品泛滥
DAN LEVIN 2015年1月25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125/c25chinadrugs/
北京——前不久一个寒冷的傍晚，尽管周围人来人往且有被捕的风险，但从嗓门来看，站在一家阿迪达斯(Adidas)专卖店外的一名非洲男子无所顾忌。

“哥们儿，想抽点什么不？”他问一名路过的人，接着说自己有哪些货：可卡因、摇头丸和甲基安非他命。在中国，这些东西都是严重违法的。

查看大图成龙之子陈祖名因毒品犯罪入狱。
Yan Naiy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成龙之子陈祖名因毒品犯罪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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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固定出现在三里屯的毒贩远不止他一个。三里屯是北京的使馆区之一，这个街区走到头就有一个派出所。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宣称，正在108个城市开展一场历时半年的禁毒行动，而这些毒贩的身影似乎是对中国政府的挑衅。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上周宣布，自去年10月开始开展名为“百城禁毒会战”的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已逮捕60500名毒品犯罪嫌疑人，缴获毒品超过11吨。新华社报道称，截至12月中旬，已有大约18万名吸毒人员受罚，其中超过5.5万人被送至政府开办的戒毒中心。

中国的禁毒行动日渐扩大，官方通报了诸多成功事例，其中包括去年逮捕影星成龙之子等名人，并销毁400吨用于制造甲基安非他命的原料——这种毒品在中国俗称“冰毒”。尽管如此，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在这场当局所谓的“人民战争”中，警方是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称，中国的日益繁荣促使消遣性毒品发展成为一个年交易额高达820亿美元（约合5100亿元人民币）的行业。被中国政府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达276万，35岁以下者所占比例为四分之三。但即便如此，警方也承认，这些数据仅显示出了毒品问题的一小部分。去年10月，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估计，吸毒人员的实际人数约为1300万，其中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而2008年，吸毒人员中涉嫌吸食冰毒的人仅占9%。

据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刘跃进表示，“中国在打击包括冰毒在内的合成毒品方面任务严峻，倾向于吸食冰毒的吸毒人员越来越多。”中国的部分禁毒法律是世界上最严厉的：被发现买卖大量毒品的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警方有权将偶尔吸毒的人员送去强制戒毒中心。人权组织称，强制戒毒中心几乎和劳改营无异。

海洛因是中国农村地区最常见的非法毒品，而日益繁荣的城市则是冰毒的重要市场。去年，国际期刊《总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了对四个超大城市的污水进行的一项研究，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冰毒无处不在。该研究显示，在北京，冰毒浓度最高的是为该市夜店和酒吧最密集地区服务的一处污水处理厂，而就冰毒、可卡因、摇头丸和氯胺酮的总使用量而言，富裕的南方沿海城市被认为是最高的。

吸食毒品的现象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年12月，云南41名政府官员因未能通过药检被开除党籍。几个月前，江西省一名17岁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和朋友在夜店吸氯胺酮的照片。该女子后来被拘留。

2013年12月，3000名武警突袭了广东省沿岸的一个小村庄，并抓获了182人，其中包括前党委书记和其他13名官员，这可能是中国庞大的毒品交易中，为公众所知的最惊人例子。警方从该村庄查获了将近三吨冰毒。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陆林表示，“冰毒很流行，因为大陆任何非法实验室或工厂都能制造冰毒。”

冰毒的一些关键原料取自麻黄，这是治疗感冒和咳嗽的主要中药。专家称，中国的大部分冰毒产自中国南部地区，尽管当局常常指责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中国谴责的对象一直都不包括中国的亲密盟友朝鲜，而一些专家认为朝鲜生产了大量冰毒，贩运到到中国东北地区。

多年来，北京居民一直觉得奇怪，毒贩们如何能在三里屯的派出所附近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售毒品，三里屯有很多大使馆、酒吧，以及受在中国生活的外籍人士欢迎的餐厅。去年春天开展的打击行动驱散了毒贩，但最近在三里屯漫步会明显发现，他们并未走远。

律师孙中伟曾是一名缉毒警察，他不认同官方容忍毒贩的说法。“如果中国警察发现了他们，他们早就被捕了，”他说。“警方不可能发现他们，却不采取行动。这是玩忽职守。”

但中国的吸毒者表示，官僚机构里的警察通常是听从上级命令。来自云南的前吸毒者及毒品问题咨询师何穆坤（音）表示，在一些城市，警方允许毒贩贩毒，不进行干扰，除非他们需要完成考核目标。何穆坤称云南的警察很少逮捕毒贩，他们更愿意在打击行动期间通过他们获得情报。“警察的想法是，‘未来领导给我安排任务抓吸毒者的时候，如果我抓不到，那怎么办呢？’”他说。“但如果警察认识毒贩，他就可以问出一堆名字。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抓到很多人。”

实际上，公安部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数据，似乎就是想彰显成效：在去年为期五个月的打击行动中，警方据称“共破获”50827起毒品案件，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6989名，缴获各类毒品26.5吨，同比增长128.8%。

尽管收获颇丰，但中国的毒品问题仍旧没有缓解。周二，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执法部门的确制定了业绩目标。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要求官员们“坚决取消”考核目标。

对于供应链中的高层毒贩，毒品咨询师何穆坤表示，其中一些人有政治关系，受到保护。他说，“警方通常不能动他们。”

一名北京毒贩接受采访时说，情况在改变。“以前我们有关系，打击开始前几个月就会有人报信，”这名毒贩说。“现在说查就查。”

Chen Jiehao和Becky Davis对本文有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