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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忆的大学生涯(1962-1968) [打印本页]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16 01:41 标题: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忆的大学生涯(1962-1968)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三，教学改革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2“二月兵变”
3恐怖的“红八月”
4大串联
5两派对立
6孙泱之死
7血腥武斗
8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六．部队农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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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经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在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之前，我甚至还上江西中路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大大的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因为是学生票，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那是趟慢车，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16 23:10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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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了。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述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大水。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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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死了两个学生。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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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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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17 22:31

3．校园生活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在同一楼舍内。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在中间两个，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1965年，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女同学在二楼，我们在三楼。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和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还是隔壁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1966年夏，由于国内文革的开展，她们只能撤回本国。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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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园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了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她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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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至今有印象的，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因受刘少奇接见、文革时跟着遭殃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等。
当然，也有搞得“不合时宜”的。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也很积极认真，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来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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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有一些外事活动。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1965年秋，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跟我们班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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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0 03:31

4．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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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于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几百万册书的图书，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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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出了个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的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一些，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0 22:30

二、社教运动
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上的干部群众也出现了一些疑惑和思想混乱，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的现象。当政者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请见：《六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书中讲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1/3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为此，先后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我们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全过程。1964年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那年10月去了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随着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二十三条”的颁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次年2月春节后，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换到了湖田大队。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6月回校。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试点单位，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总领队。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但是吃饭很不爽。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城市孩子到农村，好多常识不懂，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后来，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易俗河的远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在长沙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桔子洲头等。
湖南的气候也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运动是激烈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就是靠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这一阶段的感受：1、贴身地感受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生产真落后，近似于原始状态。其间参加了很多体力劳动，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都干过。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很有帮助。2、进一步培育了“独立思考”。对政治运动有了自我判断。虽然那时学哲学已成了一种风气，“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然是首先应该克服困难时期带来的阴影，当务之急是要花大力气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让广大群众脱离贫困状态。基层干部是有一些问题，但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把暴力革命、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叫人感觉好像是背后另有意图。而且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真有点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里“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那段歌词的意境。
社教运动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场景，请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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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3 21:08

关于社教补充一段:
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后来我在胶东农村，能够更深入地接触到农村干部，更了解到他们当时的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为此选择了绝路。湖南省湘潭县在社教期间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这个数字。有明确记载的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试点单位，也是我们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另一个地点。而我毕业后去的胶东那个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试点单位，社教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也是三位数。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5 08:37

三、教学改革阶段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我们住进了学校在东城区的分部。我去的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跟班劳动，下午做原始记录，再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那时，能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操作个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真是高兴得很。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上食堂，自己买饭票打饭（那时的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时间不长，还去过几个师傅家拜访。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工人师傅的家里也都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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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但是，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年6月1日随着人民日报刊登出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5 20:52

四、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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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潮初起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夜话”（那是他们三人合作在《北京晚报》上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三家村扎记”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7 20:02

对前面一段的教育改革再补充一段

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动乱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一次“教育学”，所以还关心这些。)
接上一段: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二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8 20:45

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29 19:55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五月会议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批判“三家村”还不算。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内的别人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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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1-30 18:42

2．“二月兵变”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事情是：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想在人大、北大借用校舍进驻训练民兵用的部队，被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婉拒。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公开讲：“彭真他们策划政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一下，形势突变。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 22:08

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那天晚上，他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在校园里看大字报的人们，一时群情激愤。不知谁说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我们到了市委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不得要领。一天一夜之后，又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了康生。第二天后半夜，康生只好出来，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那几天是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回宿舍倒头就睡。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 21:14

紧接着，8月2日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来人大参加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相当于现场观摩。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讲了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句话。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人民解放军，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3 20:27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学生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西。湖西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4年，中央拟调他当国务院秘书长，但他却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了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决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在党内高层中的一位才子。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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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4 20:12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这年春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几百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以至于毛泽东还在他当时的最高指示中提到：“人民大学调五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陶铸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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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5 21:49

3．恐怖的“红八月”
但是，邓小平、陶铸这些务实的领导干部的努力，没能挽住既倒的狂澜。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标志，在这前后，一场摧毁一切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和人性都荡然无存。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红八月”。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不但校领导、系领导、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都被拉出来挂牌游街。我们系王命先老师（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在被斗后，次日便投河自尽。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7月29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时，是自己走上台的。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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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6 20:15

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都不想出门了。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杀害自己的老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7 18:12

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1989年秋，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而那时8×8事件才刚过去三个月。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讲下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在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她英年早逝。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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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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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7 18:20

(上一段,发得不对了,是以前的一段)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复，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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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站在最前面。毛泽东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向人们招手示意，最近时离我们不过一、二十米。有次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车速慢了下来，看得非常清楚。其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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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8 19:52

4．大串联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我们班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还走反了方向。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9 20:07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马上就围了上来，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我们其他同学也在四周，跟市民们解释、讨论。这时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虽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当然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后来的“人大红卫兵”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0 20:37

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几天后去了杭州，主要也是游览玩玩。不过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时，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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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1 19:42

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此时，我们没在校）。但这已经无济于事。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等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待着反而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由活动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步行串联去延安。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而是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干嘛呀？
班上有位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到了沈阳。在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里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地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3 19:38

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的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还有这样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不料，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好在这时，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便又匆匆地跑开了。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4 19:29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16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天津，还有我的另一段故事。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5 19:17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七厂劳动。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6 20:04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了，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班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7 20:04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还走反了方向。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7 20:13

补充一段,放在"恐怖红八月"里的后面

而且在极左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向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所谓的毫无根据的“阶级敌人”等等蔓延，以至为私仇而杀，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这决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也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年的秋冬季，他们的父母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年末，这批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就被取缔。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1967年春，我们去参观过被取缔的一个“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的一个行宫，里面楼台亭阁，可与大观圆相比。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糜。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分析论述）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出现在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位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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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19 01:34

就全国而言，仅举湖南的道县为例。1966年秋天，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惨绝人寰，绝非“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0 19:45

5．两派对立
(1)简要分析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极左势力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1 20:34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2 19:37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获胜，尽管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要说极左，两派中都有极左。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拿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致的。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兴奋，就以为能一试身手，也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就更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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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3 20:05

(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但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所以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校内两派的阵营逐渐泾渭分明。“新人大公社”一派往北面集中，“人大三红”（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一派主要在南面一线。等我回校时，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我在“三红”这边，连个红卫兵也不是。我也没管这些，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5 20:13

反正，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路线说半个不字。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形式，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至于北京的高校，又分什么“天派”、“地派”，那就更是扯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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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6 19:07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不过，饭钱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一个被关押的校级领导的“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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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7 19:57

(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要不，就干脆回家。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联系上、没有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 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最动乱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8 19:11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我也没为“三红”出过力，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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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8 19:33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我也没为“三红”出过力，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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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8 21:42

6．反帝反修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反对帝修反”（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镰刀斧头的红旗、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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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据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yingguo英/国/驻/zhuhua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ying//国guo/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22日晚10点40分，随着一颗信号弹的升起，围困英国代办处已达十多个小时的人群冲进早已切断电话线的代办处院子和建筑物内，砸毁家具、用品，点火焚烧，并对英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殴打、凌辱。整个事件延续到凌晨两、三点。这时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了。
两、三天后，我们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这也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到东郊的使馆区。现场已经相对平静。栏杆和院墙外有许多军人和警察看护。建筑物的窗户几乎都已被砸碎，窗框上方留下了火焰烧过的烟灰，墙上到处是墨汁瓶砸上去炸开的墨迹。可见当时行动之“强烈”。
我们也是“激于义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香港！”之类的口号，看着目无表情的军警，也没有人再往里面扔石头。
应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种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人类文明的极端行为，决不是爱国主义，决不是革命行动。它貌似强大，实质虚弱，不能伤及对方皮毛，反而却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和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过是比阿Q精神还要恶劣得多的一种另类表现，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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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29 20:46

（3）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外），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这年8月3日，日共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时，被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上机前，又被迫从两排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们洗澡换衣服，他们抱头痛哭、坚持不肯，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跟“他是人民大救星”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三次的一首歌。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奈温、苏加诺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这是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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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30 20:27

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组织策划？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成型。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或许，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撇开这件事，不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达三十余年。连共产党人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颇为反感。我想，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中国人中有丑陋的，而且还丑陋得不轻。只是那些丑陋得不轻的中国人反倒是很有市场，张狂得很，时不时地还能尽情表演，把不丑陋的中国人挡在了后面，给别人以中国人丑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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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尹念锦 时间: 2010-12-31 02:34

说的很真实...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0-12-31 19:53

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把矛头指向了孙泱。不久之后，他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 20:33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揪出王、关、戚，被称为是文革的第四战役。之前，还有个所谓反“二月逆流”，叫第三战役。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26日，陈、江两人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3 03:09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关押的人民大学教学楼地下室。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至少也不能说是如意。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这是极左势力布置的一着棋。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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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3 19:16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申冤，说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但这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都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于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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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4 21:36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者，文革中照样受到极左势力的无情迫害，并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拉着来回批斗达百余次，包括来人民大学。即使这样，他还是最早愤起揭发陈伯达的问题，结果遭到逮捕。七十多高龄的他，在狱中，不但得不到起码的治疗，而且还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牢。临死，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
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5日胡锡奎的追悼会，由胡耀邦作悼词。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资料来源于：“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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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5 21:56

（4）阚玉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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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那时妄加罪名，到了不讲任何道理的地步。只要是学俄语的，那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要是去过苏联学习的，那更是苏修特务，至少也是苏修爪牙。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遭造反派批斗。一年后，1968年，死于非命，横尸北京街头。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惨死了多少人！这是有案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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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6 20:00

8．血腥武斗
（1）攻打红楼
斗过了牛鬼蛇神，斗过了学术权威，斗过了当权派，还斗谁呢？那就是造反派（反正大家都自称为造反派）之间为争权争宠相互斗了。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于1967年11月的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的区域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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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7 22:24

（2）武装对峙
但是，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偷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那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到了。
校内没有下手机会，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贴大标语，被对方巡游的大卡车碰上。里面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一位个头小，没引起对方注意，以为是围观群众。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开一劫。而另一位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结果挨了打，不但受了皮肉之苦，也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出了这种情况，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隔了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这情景，《革命四十年》里也都有描述。“俘虏”们被扶着、抬着放出来。双方的仇恨，也越积越深。我们班那位同学几天后被放了出来，虽未伤及要害，也是累累伤痕，神色怆然。我们看着都很心疼，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即由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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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8 21:37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捣毁野猪林”。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南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的过路人员。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9 20:29

后来,又在西面的校办工厂打了一仗。那工厂里有一些机床，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大概是双方的经验和准备都不足，对方几乎没有抵挡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亡。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滴辛酸泪啊。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1 01:19

（3）血染操场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当然，大的形势是全国也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
也就在这时，68年5月，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控制区的交界处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铁丝，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1 20:35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是第一辆还是最后一辆，我不清楚。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劫持。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改了叫陈刚，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后来听说，那天对方还抬着他们的遗体上街游行。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听说那天的情况是，对方第一线的“部队”顶不住，回撤过快，把他们原在后面的非主力人员反而闪在了前面，而遭此不幸。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更可怜的是，他的妻子还怀着孩子，远在家乡还来不了。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直到现在，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总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3 20:02

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在这次的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她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女孩子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一枪又一枪。
哭泣吧，苍天！！！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4 21:49

暴力还在继续。人大在武斗中，先后死了五个同学。死亡人数，仅次于1989年的那件事。而学校领导和老师被迫害致死，还在不断发生，至今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连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如我系的吴景超教授、法律系的何思敬教授等也相继被迫害致死。这年7月10日，周恩来给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写批示说：“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事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以私捕私抓，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问，决非善策。”（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不知这批示，后来起了怎样的作用。
小说《革命四十年》中也有类似的武斗场面，但人物、情节、场景的安排与本文完全不一样，特此说明。
*
（4）勿忘前事
人大的武斗，放在全国范围的武斗狂潮中，只是个小小的浪花。全国在武斗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死了那么多人，竟然连个准数都没有，每念于此，痛彻心肺。我们能对得起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亡灵吗？举个例，就是1967-1968年间，广西两派的大屠杀，尸体都漂到了香港的海面，引起了世界震惊（请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些死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农民。有网友说，文革是少数知识分子受到冲击，是他们老是在叫。不是的。在文革中，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遭了殃。甚至是那些造反派人物自己，大多数也没有好下场。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5 21:59

现在网上还有些人想跃跃欲试，怎么没赶上文化大革命，要不也能放手表演一番，那多痛快。天真了，太天真了。文革中跳得高的人，不是被对立一派打下去，就是被自己这派内部搞掉，更有各级公检法抓了多少批的“五一六分子”。即使混到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抓“三种人”，又搞掉了相当一部分在基层单位的极左分子。想说明的是，这样的组织清理并不够，思想清理更是远远不够（补充一点：在抓“三种人”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地方趁机整另一派，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当然，搞掉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极左，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价值了。也有剩下来混得不错的，但那也不是因为他是极左派，而是另有原因，另有背景。你信不？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天真的问题了。那个“左”得并不可爱的孔庆东日前（指2010年11月24日）在“第一视频-坐视天下栏目”中居然口出狂言：“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因为这些记者太坏了。”（请见：2010年11月28日《现代快报》，《北大“表演系”教授孔庆东的“硬气功”》）因为他认为记者坏，就可以排起来枪毙掉，一个也不心疼。不要以为这是意气用事、一时失态。作为一个学者，他完全知道，在整个社会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的大趋势面前，在党中央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巨大努力面前，这种激化社会矛盾、恶化社会气氛的胡言乱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张嘴就扬言要“枪毙”，这是“醉俠”吐真言，不能不叫人警惕。
他在那里面还挑动群众：“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他们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出处同上）
动不动就打着革命的旗号，动不动就打着维护领袖形象的旗号，想用这种办法来堵住别人的嘴、进而搞倒别人，这是某些人的惯用手法。恰恰就是他们在损害革命、破坏革命，恰恰就是他们在领袖人物出现错误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去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让领袖人物犯更大的错误，让人民群众遭更多的殃。这种伎俩，在十年动乱中，我们见得还少吗？
时至今日，还搬出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又吓得住谁呢？历史的步伐已经不可改变，不管极左倾向和既得利益集团再怎么出来搅乱。正如温家宝wen总理2010年9月23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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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6 19:41

9．文革感受
经历文革的感受：（1）痛恨极左路线。在校期间，只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前两年，就深感极左路线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看透了林彪、四人帮等极左势力大搞法西斯主义、大搞军国主义，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的凶恶本性，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场闹剧、丑剧、悲剧和惨剧。对此，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除了四人帮及其走狗）都深受同感，深切体会到那是个人妖颠倒、群魔乱舞、杀人如芥、冤案无数的黑暗岁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这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就像南京大屠杀，就像4•12政变，就像鸦片战争，就像焚书坑儒。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它都将沉重地写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永远撕不掉。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7 20:06

尽管我自己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但社会的伤、民族的伤、国家的伤，都痛在我心上。有了这些经历，到今天也就更能感受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更能感受到建设一个和谐、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更能珍惜当前的历史性机遇。
现在有些人出于对官场腐败的痛恨，而幻想用文革斗走资派的办法来整肃吏治，这实在是不了解历史真相而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幼稚。就连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宗海仁写的《第四代》（香港明镜出版社）中有句话说：“他（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严厉惩治了那些崇尚特权的贪官污吏，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毁于一旦。”这前半句，就不能赞同。文革中，那么多被打倒、被批斗的“走资派”中，能找出有几个陈希同？有几个陈良宇？在揭发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罪行”中，有几条是属于“贪污盗窃、中饱私囊”的？文革的矛头所向，讲得很清楚，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所谓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贪官污吏。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8 22:32

肃清贪腐，只能靠民主和法制，靠现代民主保障下的社会监督，包括公众监督和新闻监督。套用一句话：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行的。绝对不能靠文革式的暴力，那只能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最终还伤及自己。而否定、贬损现代民主的做法，则正是中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下怀，为他们所窃喜。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所谓左右纷争，如果能够正常地、公开地、充分地讨论，实际上有很多是可以平息的。
真心劝那些还想试着对别人挥舞极左棍棒的人，那根棍棒，一旦挥舞起来，是不长眼的。打在谁身上也是不会轻的，包括挥舞棍棒的那些人自己。君不见，极左反被极左害，从法兰西大革命到“五•一六分子”，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你们没见过在极左时期就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枪决的极左分子吧？我见过，而且还是在召开公判大会被押上台之前跪在台后时的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他的案情，他的审理过程，他的家庭，我都知道，也是一言难尽。该案的审理过程，一波数折。此人追随极左，有罪但罪不该死，一审判处四年，不服而上诉。却正赶上1970年的“一打三反”，结果作为典型而改判为死刑。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19 21:20

此时，成千上万人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像海浪般地涌来。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跪在那儿，绻缩一团，闭着两眼。听到我的脚步，他大概很少会听到我这种平缓的脚步，居然抬起了头，睁开眼，看着我。当四个眼睛相对的时候，我的内心完全被震颤了。我不知道他那被塞进大木球的嘴，最后还想说什么，但那难以名状、无法解读的眼神，却至今留在我心里，尽管我明白他只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牺牲品。不过，这已经不是我在校期间，就不多说了。小说《革命四十年》一开始枪毙高增光的情形，就是借用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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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是指1970年1月、2月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所开展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战果”，据《大动乱年代》一书说：“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逮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该书由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而“清查五一六”一事，则是根据中央在1970年3月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发动的。在清查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残酷迫害。”（请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两次运动中的运动，很大程度上被各地当权派和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用来对付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是用极左来反极左、保自己。我不认为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就一定是在追随极左势力。但是，极左势力却是些薄情寡义之人。他们从来只是利用，而没有想到要保护、或已经没有力量保护想要追随他们的大小人物。他们从来没有真心地对过一个人，没有，一个也没有。任由这些造反者在大多数地区被一一翦灭。最终，四人帮自己被轻易地一举拔出而毫无抵抗之力，这也是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还想要玩极左的人，由此要深省啊。搞极左那一套，不光是你玩别人，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要搞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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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0 20:37

（2）守住道德底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党团行政组织都瘫痪了，不但没有人来管你（除了革命对象），极左势力更是彻底摧毁了善良、正直、道德、文明所有这些人间美好的东西，而是竭力煽动凶残、崇尚暴戾、泯灭人性，把人变成吃人的豺狼。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也就此放纵自己，在革命的名义下，去打砸抢烧杀抓，横行四方，为所欲为，自以为得意，实则不过是在给别人充当打手和走狗，干下种种后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蠢事、错事、甚至是罪行。
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想做个人，做一个正常的人。坚持人性，拒绝兽性。守住道德底线，决不盲从。不管革命的口号怎么响亮，打人总是不对的。这个道理，谁都应该懂。别人不遵守，咱管不了，但自己应该守住，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论何时何事何地，都要坚持做个人，不去同流合污。这种自我要求，放在今天，有点可笑了，但在那时可是有点不易。在那浊浪排空、最疯狂的日子，我虽然也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但是没有打过人，没有骂过人。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登峰造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我从没有做过早请示晚汇报，从没有跳过忠字舞，没有背过一次最高指示，没有写过一次学习心得体会。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最疯狂、最残忍的极端分子流行起剃光头（包括一些女孩子）。我们班有同学也提出了这个动议。我断然拒绝。后来，再也没人提这事，也没有人真的去剃这种在当时实际上是法西斯标志的头型。当然，这些也没有什么可炫耀。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1 21:10

（3）坚持独立思考。母校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莫过于独立思考。在这场革命狂潮中，我是个亲历者，也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当然在那种体制下，要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也很难。不去咬人，还要防备被别人咬。要么闭嘴，要么被碾得粉碎，再要么就是违背良心，去为虎作伥、践踏别人。在文革中，我一是庆幸自己没有被狗咬，二是没有被忽悠、被利用。文化大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场大忽悠，连忽悠别人的人自己最后也被忽悠了。而我所做的，则是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冷眼向洋看世界”，在默默地思索，一直思索了几十年。小说《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也正是这种思索的继续，是这种经历和感受的继续。
既保持自己，又适应社会，也是当今体制下的生存之道。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2 20:55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武斗之后，我又回家了，心中充满了悲切和沉重。从没想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竟然会落到实这种地步。
回家也并不破费，省下的伙食费，能顶个车票钱。这时坐车已经要买票，没有串联的了，更少有探亲访友的。车上比较空，我的对面是个空座。半夜时，忽然有个中年男子过来，极迅速地坐到我对面，马上就低下头趴在桌上。他衣着不整，胡子拉碴，什么也没带，这在当时也常见。但他的这番动作，使我挺在意。
天快亮时，他抬起了头，和我说起了话。我是个不习惯和别人多说话的人。现在有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其实那时更是如此。不是怕受骗，而是怕被告发。被告了，你还不知道别人在背后告了你什么。不多说话，是种自我保护的被迫与无奈。所以，我也就哼哼着，并未去多理会。
两、三句话之后，他突然说：“我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我心里咯蹬一下，在想，他告诉我这个干吗呢？是看我不像个强悍之人或刁钻之人，讲些无处可诉的话；还是要吓住我，让他几分，给他点钱，或给点吃的什么？我也没有啊。
我就跟他说：这事，你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要是渴了，就喝点水吧。
我把茶缸推了过去，也不准备要了。
他惺惺然，点点头，极轻微地一笑，不说话了，接过缸子，猛地喝了起来。
不一阵，有铁路警察过来，他又看着我。我随意地说：“快到了吧？”
他点点头，轻声地应着：“唔，唔。”
那警察并没有盘问，一走而过。
我在想，他这前后可能是心里紧张、手足无措的一种表现。当然，人逢此境，能这样，已经不易了。
要问：那你怎么没有向警察揭发他呢？这不是在包庇逃犯吗？这也好回答。因为我不能证实他说的是真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也不用去证。更何况，那年头受冤的落难之人多了。真的坏人，正跳得高呢。
天刚亮时，他下车走了，也是极快地走了，消失在车厢门口。在那最后的一瞬，他回头看了我一下。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3 21:26

两个多月之后，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该分配了吧？便又去了学校。
从上海回校时，在济南下车，游玩了一天，看了看大明湖、趵突泉和南山烈士陵园。中午在饭馆吃面条时，看见了有几个要饭吃的、衣衫褴褛的乞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乞丐，心里很有感触。以前，因为是在上海，即使是困难时期那几年，国家对大城市有重点保障，还能吃上进口面粉，再加之父母的全力呵护，生活大体还过得去。相反，是在文革之中，当政者十分注重政治形象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情景，很使我愕然。我总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种境况。社会主义，先不说“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些话，至少要有起码的社会保障，不应该有贫困到没饭吃、没衣穿，而没有人管，被迫上街乞讨。只要还有这种情况存在，就至少不能说是个运转顺利的社会主义。
这济南，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又去了。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4 20:31

2．工宣队
回到学校，果不其然，大学生活要结束了。不但，大学生活要结束了，大学的红卫兵、大学的群众组织也都寿终正寝，甚至连人民大学自己也没有了。
为结束已经完全失控的校园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校。工宣队的任务，如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最高指示所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首先开进清华大学。清华的“井冈山”一派进行武装抵抗，结果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死了五个工宣队员。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那“五大领袖”。清华的蒯大富哭诉，遭到了工人的镇压。毛极其严厉地说，你要抓黑手，那个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说完这话，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5 21:30

“五大领袖”瘫软在沙发上。其中地质学院的韩爱晶说了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蹦跶了两年的红卫兵，顷刻之间就被淘汰出局，而且再无翻身的机会。它的使命和活动，就此结束。（以上事件，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
8月22日，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那天，在校门口迎接工宣队到来，两派分列在路的两边。我看到了一年多没见面的那一派的老乡和同学站在路对面，众目睽睽之下还离开队伍穿过马路，走了过去，多少感慨一言难尽，笑谈了几分钟后又再走回来。
那时工宣队列队走到哪儿，队伍的最前面必定有一个人双手捧着个玻璃框，里面装的是芒果的仿制品，后面才是一大帮表情严肃的人。那芒果本是一个非洲友人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他又在8月5日转送给了清华工宣队。这可成了了不得的圣物。甚至有传言，那芒果一千年才结一个果啊。其实，那时市场价也就不到一元钱一斤。要真是一千年结一个果，它也决不可能繁衍生存下来。现代迷信，由此可见一斑。
想起1966年4月，高校的文革也是以派驻工作组开始。这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而大批特批。两年多后，又以另一种方式派了工作组，作为这一段的高校文革的收场，也是很有讽刺意味。工宣队进校之后，便开始了“斗批改”。对于人民大学来说，则是“斗批散”，连学校也解散了。
*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6 21:10

工宣队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两派的大联合。作为一般群众，也无所谓联合不联合。对方的同学陆续搬回原宿舍，坐在一起讨论学习。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怨恨和冲突。再说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早就看透了，过腻了。说要“联合”，也没有多大抵触，也能坐到一起。
班里面第一次重新开会，是在操场上，每人一个马扎围着圈坐着，也没什么对抗的情绪。几个同学发了言。我也发了言，表态要摈弃派性，还得到了掌声。其实，这些年的灾难伤痛，该怪谁呢？能怪自己班里的同学么？这不是明摆的事么。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7 20:16

工宣队来后，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也没有给说法。但两派的头就没有舒服日子了。两年后，他们有的去了江西接受审查。那些群众组织的头，包括北京高校所谓“天派”、“地派”的头，能有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那个在文革造反活动中，鞍前马后、不遗余力的清华的蒯大富，文革后被判了17年。
“人大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同学，应该说是个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却没能正常地发挥出来。“新人大”的负责人赵同学，最高指示说他“不是反革命”，那就算是最大的奖赏了。这些挺有能耐的文革弄潮儿，却被文革大大地忽悠了一番。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忽悠。
对人大的两派组织，我不想偏袒和辩护，也不想检举。我不是个知情者，没有什么可检举。在本文中，也没有秘闻和内幕，只是讲了些当时人所共知的一些事，而现在很少有人讲了。我觉得有必要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听这段荒唐的、渗着血泪的、足够我们民族记取千百年教训的历史。仅此而已。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8 22:20

3．毕业分配
很快就毕业分配了。盼了一两年的事，几天之内就搞定了，搞得很快也很神秘。
那时的分配，都有个分配方案，即每个专业都有个与学生数等额的接受单位名单。通常情况下，接受单位都有具体名称。也有不是具体单位，而是某地或某系统。比如，到六机部（原船舶工业部）报到，这并不是意味你就是在阜成门外的那个红楼，而是去了再往下分，也不一定就是在沿海，说不定离海边还好几千里地呢。为了表示分配的公平合理，不少学校是提前公布分配方案，而后由学生讨论，谁该去哪儿，但往往谈不拢，最后由系里定。
但这次，分配方案事先是绝对保密，也没有什么过细的思想工作。没几天就公布结果：张三上那儿，李四上这儿。现在有的大学生羡慕那时的计划分配，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用自己操心。是的，人人都有一份。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你想要的那份，尤其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叫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想不去，哪怕就是想回自己的老家、回自己原先的生产队，那也不可能了。因为你的户口，不在你手里。你的命在别人手里，哪儿也去不成，只有听命，想操心也操不上。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29 21:39

相比起来，67届的分配最差。因为那时各地还在一片混乱之中，哪还要什么人呐。我们班几乎是沿着国境线，一个省两个，都是到最基层。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或是分到各省再分配，通常是先到农场或农村劳动；再有就是到大西北、大西南的三线工厂。那些工厂都是几零几零的代号。有这么一个真的故事：在宝成线的火车上，有个女同学直哭。别人问她怎么啦？她说都来回坐了三次火车，愣是找不到所分去的那个工厂到底在哪儿。可怜的孩子啊，那些厂都在深山沟里，坐在火车上，怎么能找到呢？
我们班的这次分配，也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城市的了。我们班有四个江苏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那时的“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吧（“四个面向” ，即：“面向基层”、 “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那时也有个不成文的条条，对恋人，在分配方案许可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照顾，尽可能让他们在一起，但一般就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我们班唯一一对相恋的来自天津的同学，工宣队也是好意，让他们去了内蒙，因为内蒙有两个名额。不料，两三天之后，都分好了，正准备要走呢，内蒙方面又来了明细的方案。两个名额，一个在东蒙的呼伦贝尔，一个在西蒙。两地之间，坐火车要穿越六七个省区，还得在北京转车，所化时间比从哈尔滨到广州还要多。我们都匆匆地走了，不知这事以后是怎么处理的，从那也再没有他俩的消息。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30 21:57

相处六年的同学，要分手了，却没有告别，没有依依不舍，更没有毕业典礼、合影和会餐。简略得连毕业证书都是系里叫我去用手填上的。我的毕业证书，是我自己填写的，这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极少有的。只是找不到稍为好一点的毛笔，字写得不够理想。很多年之后，听说可以回学校换新的毕业证，因为原先的上面印有林彪语录。我没去换，一是知道得晚了，再是这是我自己写的，可是不一般哦。
入学时，我们班是30个同学，六年后离校时却只有26个同学。临走时，我们都没有提到同学陈荣祖。那个撕裂的渗着血的创伤，谁也不愿去触痛。愿他的魂灵永远留在母校的土壤和树林里。而在我们的心上，有的是血，有的是泪，有的是无法抹去的伤痛，有的是展望前途的茫然和困惑。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前面提到的我们班的那位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监护”。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泪。那天，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那时，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后期，我和她在一个大队，易俗河的湖田大队。虽说是同一个大队，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很少碰到。十多年后，我找到了她，还见了次面，她依然美丽如初。我们班的同学中，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她不一般的身世，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我祝她幸福，祝她平安顺利。据我所知，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湖南某地。这句话，我不想解释，有人会知道这意思。
离校前，倒是系办的老师，尽管这两年受过那么多的伤害，却还是过来对我们再三叮咛：到了单位，千万不要参与当地的两派斗争啊。拳拳之心，真是堪比慈母。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1-31 21:29

离校前的一个空隙，我偶然得知了我小学的同座就在离人大两站路的北大。她是位很优秀的女孩子，一直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我至今有印象的是，一次班里的男孩子分成两帮在空地上打了起来，她竟然跳到中间，大声喝止，那样地坚决，那样地勇敢，两边的男生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就使我想起了刘胡兰。小学毕业后，我们再没有联系。这次，我去北大找她，不巧，她没在校。当穿过她们宿舍楼时，那楼房不说是千疮百孔，墙上也是被砸开了许多个大洞，大概是为了武斗时可攻可守，便于穿越。1968年的三、四月间，聂元梓的“新北大”和“井冈山兵团”之间打得比人大还厉害。之后，我和那位老同学通过一次信。很快大家又都匆匆离校，彼此不知去向。回想起来，小学时，我曾用一本没用的收据背后画了个连环画，内容已记不起了（有五十几页，当然是很粗糙简单的了）。她看了很喜欢，我却没舍得给，多年来一直觉得是同学间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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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 21:45

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3 22:01

4．走出校门
离校的情景，终身不能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背着所谓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校门。记得很清楚，那是夜里，路上空寂无人。校门的顶上有盏灯，就在跨出校门的一刹那，脚下突然有了身影。我知道，学生时代就此结束，这就将永远告别人民大学，不知何时才会再走进来。越往前走，脚下的身影越来越长，渐渐地融进了不可知的茫茫的黑夜。
徐志摩有首诗，说，我轻轻地走了，就像我轻轻地来了。而我是，我很认真地来了，却轻轻地走了。
那一夜，在列车上，我流了鼻血，流了那么多的鼻血，用了很多张纸来擦。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流过。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那时是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热燥，不知道这一步踏下去将是什么，是尖石还是泥沼。任列车在黑暗中前行，把我带向一个可知又不可知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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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5 06:51

这六年，就这样结束了。这六年（和它的后续），从角色讲，先后充当过课堂里的学生、社教工作队员、红卫兵小将、部队农场的五七战士，真是“别样风情、丰姿多彩”，是辛劳、是财富，也是代价。
这六年，从行业讲，工农商学兵，都沾了边，就是“商”差了点。如果文革晚来两个月，也就能去海淀百货商店当回售货员了。但好歹也在北京街头叫卖过“人大三红报”，也算带点“商”味了吧。
这六年，从经历讲，是经过了极左势力最猖獗、极左灾难最深重的阶段。经过这场历练，真有种大彻大悟，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从来就是打着最“革命”的旗号，而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假革命的极左路线。
这六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使人明白了，什么叫假革命；明白了，不是把革命高调叫得震天响的人就是革命者；明白了，不是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革命歌曲，念念革命语录，就会成了革命者。那时，领袖的革命语录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时时挂在嘴上。大兴其道的革命样板戏，也是个例子（连我都能整场整场地唱下来）。钱浩亮那些人装模作样地唱着那些听起来挺革命的语句，就成了革命者了么？事实正好恰好相反。那些人所扮演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过就是政治滑稽戏。真正的革命者，不是这样造就的，不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看看从人民大学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烈士、张志新烈士，那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可惜，这样的道理，至今还有些人不明白。有人说，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我觉得，这话不够确切。文革只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极左势力的本质，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那种假信仰的破灭。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更加纯正地显露出来。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5 22:12

笔者写本文、写《革命四十年》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出现左倾灾难。也希望当今的人们不要再对左倾那套货色有任何的幻想，不管他们讲得多么的冠冕堂皇，多么的天花乱坠。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专制更不是社会主义。正是专制造成了社会贫困，既包括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贫困。而贫困的另一面，必定就是集中和垄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财富的集中和垄断，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摈弃的。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6 23:28

在左倾灾难中，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即使是在左倾风浪中看起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赢了吗？也没有，至少也是一世英名损于一旦。极左思潮，一旦泛滥，就像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妖魔，连放它出来的人也控制不了了。最后，也只有伤感：世上事，不了事，以不了了之，管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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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警钟，需要长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噩梦？它的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类灾害的再次出现（或许会换种别的形式）？还需要我们深思，这决不是多虑。这就是笔者对这六年经历最深切的感受。当然，尽管经过了这些颠簸坎坷，笔者依然对国家前途、对社会发展充满信心。风浪之后，笔者依然坚信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决不是极左势力所宣称的假社会主义。不是随便什么人叫个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比如波尔布特之流。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所努力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活富裕、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社会主义。这才是我心中的社会主义。
让我们放弃一些旧有观念，与极左错误彻底决裂，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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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7 21:47

六．部队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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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七道路”
毕业分配，我分到山东省革委会报到，在那年的分配中算是好地方。但别以为这就是进了省政府机关了。我又到了一个月前刚来过的济南，到了大明湖边上的省政府，立马又分到济南部队装甲兵农场劳动锻炼，成为一名“五七战士”，接受解放军同志的再教育。
关于“再教育”的事，这儿也解释一下。在左倾时期，有人总以为在旧社会的学校（即旧学校）里念过书的人，一定是接受了旧的世界观，就是旧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对象（尽管马克思、列宁也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以至于后来对在新社会里念书的人也不放心，因为教他们的人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哪怕再后来由新社会毕业的年青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放心，因为他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念过旧学校的书。别以为这是在绕口令，或是什么冷幽默。这个思路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叫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人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的两个基本估计之一。另一个基本估计是，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根据这个观点，哪怕是建国后新社会里的学校也都是旧学校。所以，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要统统进行再教育，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再来教育一遍。这时候，就不讲你是革命小将了。按理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强，那就进工厂由工人阶级来再教育吧。不，要统统赶到农村去，尽管还有句话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做过解释。（本段论述，在《革命四十年》中也有）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8 20:57

还有个名词，什么叫“五七战士”呢？这是源自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发出的一个指示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

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他还指出：“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做。”(请见：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
这种空想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当时称之为做“五七战士”、走“五七道路”。而我自上大学以后从学校到农场的七年半，所经历的正是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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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9 20:24

从济南到了济宁，等部队来接。中午时，有位北大的李姓同学讲了个刚才在茅房遇到的叫人说不出是什么感觉的事。那种茅房，坑洞是敞口连着墙外的。他在蹲坑时，坑后的墙外竟有一群孩子在等着抢他扔下的擦腚纸。每一张擦完后扔下的纸，立刻就有好几个用铁丝做成的小耙子伸进洞里毫不相让地争抢，“我的，我的，这是我的”。扔下了一张有颜色的纸，竟引得孩子们一阵骚动，尖叫着：“带色的哎，还是带色的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孩子，贫穷到这种程度，可却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还是一个地区所在地、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中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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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里，开始了一段既非学校也非社会的过渡时间，可以叫做“后学生时代”吧，也算是跟部队生活粘了边。这个部队为此专门组建了五个学生连，湖西农场两个，李阁农场三个。我是在湖西农场的学二连。我们这个连队还有正式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6060部队8分队，隶属于坦克二师的装甲团，是团里的一个直属连。地点在微山湖西，也就是郭影秋校长开始投身革命时所在的地方 — 八路军湖西根据地，他曾任过湖西军分区司令员。确切地讲，我们所在的农场是在南阳湖西。那儿从南到北，有连成一片的四个湖，合在一起叫南四湖。微山湖在最南面，最大，也最有名气，所以通常就叫微山湖了。
我们连的一排，是从北京来的学生，除了人大的，还有北大、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二排、三排，以山东农学院为主，四排是女生排。在那里，过了一年半的既是农民又是兵的生活，我还得了个“五好战士”的称号。但当时，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究竟要在这儿待多久。好在还有工资拿，每月42.5元，比下乡知青要好多了。这个工资标准，一直拿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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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0 22:17

2．劳动与军训
这个农场，种的是水稻。种水稻比起旱地作物，劳动强度要大多了。尤其在北方地区，劳动条件也更艰苦。所以尽管水源充足，但当地老乡很少种植。我们真是出大力、流大汗，种了一年半的水稻。除了脱粒和灌溉有机械设备，其它农活，从插秧到收割，都是手工操作，样样都靠两只手来。好在，我们在湖南社教时，从头到尾干过不少稻田里的活。再加上，我们连是以农学院同学为主体，干农活还是不错的。最后打的粮食，要比其他连队好。除了水稻，还要种玉米、种蔬菜，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冬天，也没有农闲，还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挖沟渠，运石头，深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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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是在部队农场，尽管劳动已经很辛苦，却还是要按部队的要求，过着几乎是和战士完全一样的部队生活，还有不少军事训练活动。
最通常的是，每天早晨的出操。哨子一响，三、五分钟，就要到操场集合。一开始，难免是手忙脚乱。练过几次，也就会一边往外跑，一边提裤子、套袖子、扣扣子。只是难为了女同学，她们要过这一关费点事。好在这个农场的部队干部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而且，她们自己也个个都很争气。
难过的是冬天，不管外面有多冷，哪怕是零下一二十度，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冬天的早晨又是漆黑一片，那也是雷打不动，照样要出操跑步。要知道，部队战士是国家发的棉军装，我们可是自己的旧衣服啊，单薄得很。可是，再怎么瑟瑟发冷，也得跑，除非你病了。
部队的生活，说得好听点，是锻炼人；说得不好听，是折腾人。虽说从部队备战角度讲是需要的，但对我们来说，完全照那一套，就有点那个了。比如说，半夜里还常要紧急集合。开始，是事先打招呼，今晚要紧急集合，那就连衣服也不敢脱，和衣而卧，但这是不许可的。后来就不打招呼，也没有固定时间，说不定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外面哨子突然一响，没睁开眼就得往外跑。有时还得打背包走，那就更狼狈了。因为我们学生自己的行李，大小厚薄长短不一，不好看也不好打，那也没法办，提溜郎当就跟着跑。开始时，跑散了包的，跑丢了鞋的，都有。好在那时的大学生不娇惯，见过世面，经得起折腾。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1 22:58

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长途拉练行军，时间是在1969年底。背上行李，从农场走到师部所在地—江苏徐州。步行来回，全程约五百华里，途中住宿三晚。女同学也不例外，全部参加。那时我们还都情绪高昂。尤其是我们人大的几个，都知道，我们走的路，正是郭影秋校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路上，歌声不断。中途，也有些文艺小分队，在路旁唱着快板、呼着口号鼓劲。
回程的时候，连队照顾我，让我跟车走，去打前站，在宿营地做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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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坦克师，我们没能坐进坦克。因为坦克车里太狭小，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更没有空余的座位。再说坦克的维护费用昂贵，一辆坦克的动力顶两个火车头，价钱要顶五个火车头。而且运行时间只有几百小时就要报废，所以没法让我们坐。
我们全连坐了次装甲车，履带式运兵装甲车。样子就象没有炮塔的坦克。一辆车坐八到十个人，带武器装备也就是八个人，我们是空身，能坐十个人，从车后的翻盖门进去。进去的时候都很兴奋。门一关，里面漆黑一片，两侧钢板上有细缝和射击孔，可以向外瞭望。还没等兴奋过来，车一开动，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没坐过的，完全想象不到。一是噪音，发动机震耳欲聋，相互讲话都听不清。二是颠簸。机器的振动，土路的坎坷，人就在里面翻搅，一会儿头碰顶，一会儿又颠屁股，就象在大海里风浪中起伏的小舟。三是浓烈的柴油味。四是呛人的尘土。所过之处，车尾的尘土能扬起十多米高。向后看，一片黄尘，遮天蔽日。这些尘土还能从观察缝里钻进来，不但土腥味呛人，而且弄得人是满脸满身的黄土。虽然事前提醒要扎紧袖口、领口和裤腿，等回到农场，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粉尘沾起来的人，连每一根头发、每一根眉毛，甚至每一根汗毛，都粘满了细细的尘土，好象显得特别的精致。不知道女同学们得怎么洗头了。
有了这段经历，才在《革命四十年》的第一卷里写出了呼营长坐装甲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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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军事活动，有实弹射击，这是当然的。在校时，就打过几次。别看我戴眼镜，打靶成绩倒一直是不错的。原本还有实弹投掷手榴弹。考虑到一些同学，尤其是一些女同学，情绪波动较大，万一捏在手里，拉了弦，冒了烟，又突然过分紧张，情绪失控，扔不出去，那就麻烦大啦。那年的王杰烈士，就是在离这儿农场不远的江苏邳县训练民兵时出这样的事，他自己扑上去而英勇牺牲。后来，部队也想到过叫人站在河堤上往河里扔，能好一些。最终考虑再三，还是取消了这个项目。少了这样一个经历，是件很遗憾的事情。这对个人的心里素质、军事素质都应该是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2 22:27

3．艰苦生活
生活方面，先讲住宿。开始是分散住在农户家。那儿不睡炕，可有的人家连床都没有，就在地上铺些玉米秸。几个月后，新的营房建起，就搬了过去，几十个人一个大房间。冬天，早晨起来，被子上还能有一层霜，靠床板铺的塑料纸底下能摸到一层水。
吃的方面，最实在，能敞开肚子管饱吃。而且，都是自己种的粮和菜，拿现在的话说，那是绝对的“绿色”。只是品种稍嫌单一。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台词叫：“一日三餐有鱼虾”，我们是“一日三餐有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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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制度，不但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而且也很教条。比如中午的饭后时间，夏天是叫“午睡”，必须躺在床上，而且还必须闭上眼，是否真睡着了则不管。冬天叫“午休”，只能休息，靠在床上而不能睡，而且不许闭眼。谁要是闭上眼，被值日的看见了，就要喊：“睁开眼！”其实这并不是滑稽。这是这种体制，不希望你有思维，不希望你有独立的思维。不但不给你思维的材料 — 各种不同的信息，连思维的时间、思维的机会都不给你。即便如此，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这个农场的条件和管理，比起我所知的各地其它许多接收学生的农场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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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部队对文艺活动挺重视。部队集合开会，空地上满满的一群群的战士，各连队相互拉着歌，此起彼伏。照例是学生连占上风，尤其是有女生的声音在里面，别的哪个连队也比不上。
连队里也常自编自演个小节目，通常是那时流行的、尤其是部队里最常见的山东快板、天津快板、柳琴戏、数来宝这些。我还写了个三句半，那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农场还搞了个活动，每人绣个毛主席像，20×30厘米大小，图案自己设计。我不是个手巧的人，可是对这事不知怎么很有兴趣，而且也很上手。不但不比女同学差，而且还帮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侨女同学绣了一部分。这位女同学以她的优越条件，在那个年头的中国度过那几年，真是不容易。那时也没法去问问她的感受。不知她后来的生活道路怎样。像她这样有对那段历史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如果又有所思，再加上国外的宽松环境，以她的聪慧，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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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3 21:44

讲到休闲。看电影，也常有。本来是个好事情，但要是遇上冬天就更惨了。每人拿个马扎，排着队，坐在露天地里观看。北风呼呼，雪花飘飘，坐在那儿没见多少镜头，只见放映机发出的光束里，片片雪花闪着光亮纷纷而下。而且还得坐得笔直，更不用想中途离开了。看的还尽是都能背出来的样板戏，原本是作为休息，却是在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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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间很少。半天以上的休息，每两星期，才能有一次。要出农场，机会就更少。得轮流排号，若干个星期，才能出去一次。其实，出了农场也没有可去之处。几里路之外的王鲁镇上，只有一、二个几十平方米的小店。1969年的中秋，正好轮到我外出。我去到镇上那极简易的商店想买个月饼尝尝。结果，要买就买一斤，不论个，不分拆。我就买了一斤八个月饼。那月饼极其粗陋，里面的馅，全是砂糖，夹着些红绿丝，倒是实在。就是那样的月饼，因为心理的饥渴，没有月亮，没有亲人，在一个农舍的泥墙后面，我竟然一口气吃了七个半。最后半个，实在吃不下了，也不能带回去，就扔在了路边。这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个中秋。
唯一的一次远足，是沿着万福河步行了好长时间，到了微山湖边，又坐小木船，到了对岸微山县的南阳镇。说是湖，跟印象中的不一样，不是万顷碧波，而是长满了荷叶，几里、十几里、一望无际的绿色，满是在风中翻卷的荷叶，和无数亭亭玉立、硕大而娇艳的荷花，煞是好看。绿色之中，留出一条条行船的水路，反倒像是整齐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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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4 21:34

这六年，就这样结束了。这六年（和它的后续），从角色讲，先后充当过课堂里的学生、社教工作队员、红卫兵小将、部队农场的五七战士，真是“别样风情、丰姿多彩”，是辛劳、是财富，也是代价。
这六年，从行业讲，工农商学兵，都沾了边，就是“商”差了点。如果文革晚来两个月，也就能去海淀百货商店当回售货员了。但好歹也在北京街头叫卖过“人大三红报”，也算带点“商”味了吧。
这六年，从经历讲，是经过了极左势力最猖獗、极左灾难最深重的阶段。经过这场历练，真有种大彻大悟，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从来就是打着最“革命”的旗号，而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假革命的极左路线。
这六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使人明白了，什么叫假革命；明白了，不是把革命高调叫得震天响的人就是革命者；明白了，不是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革命歌曲，念念革命语录，就会成了革命者。那时，领袖的革命语录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时时挂在嘴上。大兴其道的革命样板戏，也是个例子（连我都能整场整场地唱下来）。钱浩亮那些人装模作样地唱着那些听起来挺革命的语句，就成了革命者了么？事实正好恰好相反。那些人所扮演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过就是政治滑稽戏。真正的革命者，不是这样造就的，不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看看从人民大学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烈士、张志新烈士，那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可惜，这样的道理，至今还有些人不明白，还以为唱唱歌就能成为革命者。有人说，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我觉得，这话不够确切。文革只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极左势力的本质，是对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那种假信仰的破灭。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更加纯正地显露出来。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5 21:52

上面那帖子次序有误,请谅
4．沉重压力
应该说，这个农场的管理干部对我们还是尽力而为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毕竟大环境摆在那儿，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年半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
日常的生活、劳动，是艰难而狼狈的，完全没有了大学生的风采。有位当地姑娘经介绍来连队找我们的一位大学生见面。结果，她在老远看见烈日下站在水稻田里满身泥水、衣衫不整、辛苦劳作的我们，没等走近就扭头走了。据后来传过来的话，说是，看那些人的样子，连个农民都赶不上。现在说起来，说不定，她就丢了个“潜力股”啊。
*
过重的劳动，使我得了胃溃疡和腰肌劳损，两次住进在徐州的师部医院。大概是整个社会混乱的影响，有些军人的表现也不怎么样。有位军医听说要被退伍，就拿我们非军人的病号撒气。有个非医护人员的军人，看见我在针灸，忽然有了兴趣，非要往我身上扎，怎么说也不行。直到我说要向师部反映，这才怏怏而去。
更要命的是，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第二次从医院回场，我被安排坐在卡车顶上，途中发生了车祸，追尾相撞。我戴的眼镜从耳朵上飞了出去，掉进了下面碎了玻璃的驾驶室里，而眼镜反倒没坏。好在自己始终盯着前方，眼看着要撞上去了，手死死地撑着车梆，人还倒没事。车头已经损坏，走不了了。在路边等的时候，看见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飞驰而过。又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徐州，由于山东王效禹的插手,当时是江苏省武斗最厉害的地方。
直等到半夜里，才换了另一辆车走，结果更糟糕。叫我爬上已经装满了纤维板的大卡车顶上，就坐在那上面回去。又是夜里，又是寒风，又是土路的颠簸，不但坐不住，就连趴在板上，身体都随着颠簸而四处移动，很容易就滑到了车边上。只好四肢伸开，以减少滑动。只消几分钟，就又滑到了边缘，再赶紧扭动身躯往中间挪。看着四周漆黑的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怕摔下来。连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那晚上真差点就把命丢在了湖西的土地上。那时，死个人，大概不算什么。我们班有个同学陈振来，离校才两年，就死在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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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6 21:30

最不能接受的是，农场还特地搞了次背靠背的相互检举。就是每个人都要书面揭发别人的错误言行，交给连部，以表示忠诚革命、立场坚定。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考验，忠不忠，看行动，看你说不说，说多少。这一手，太不应该。它实际上就是在肯定和鼓励以出卖别人来保自己、求上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人人自危，社会信用荡然无存，而心术不正的人则可以上窜下跳，像狗一样地去到处咬，想搞谁就搞谁。讲穿了，这就是种特务活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横行，也正是得益于此。
这种情况下，不写又不行。写什么呢？我只好写：张三不讲卫生，那天随便扔了张纸；李四不爱惜粮食，吃饭掉米粒。这都是些什么事？好在连队的解放军干部还不错，收上去之后，没有去搞一场斗争，没有以此为据来批判过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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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7 21:25

这一年半，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收获，至少可以更深刻地知道要爱惜粮食，切身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味道。但更多的是焦虑和压力。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已经七年半了，体力的疲惫尚属其次，而年龄的压力、婚恋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等等等等，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稍大、经济条件稍差和女同学来说，这些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农村孩子上学晚，年龄大的同学有比我大五六岁的。小学中学都是满打满的十二年。有的同学还是家里借了钱来上学。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压力大到足以使人精神崩溃。农场有位同学，1969年4月，在学习党的九大文件时，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他们开会，怎么没叫我去，怎么没叫我去？”这事好笑么？我现在想起来都流泪。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8 22:41

至于稳定的工作、温馨的家庭、学以致用、发挥专长这些，都是不敢想的奢望。而现在年青人热议的“事业心”、“人生规划”等等，连扯淡都扯不上。忽而想起来，那时还有理想吗？没听人说起过。
如果要说成就感的话，那就是我们学生连种的水稻和打靶成绩都要比别的连队好。这个农场种的水稻是直供中南海的，为此，我们还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感谢信。

《革命四十年》还有个没发表的非序言二，讲的就是位于山东省鱼台县的这个湖西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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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我们又被突然告之：分配工作。于是很快又离开部队农场，正式踏上社会。我分到了胶东沿海，那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展开的。
到了社会上，就更一言难尽了。不说别的，这些年来，只因为调动工作，我就迁过六次户口，搬过十次家。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这些，等以后有时间再说吧。生不逢时，没办法。碰上那年头，也只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不像比我们低一级之后的63、64、65级，他们在七十年代末还有个“回炉班”，能重回人大学一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考上了最初几届的研究生，或又另安排、进了高层机构，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19 21:24

最近，有个英国人说，只要生在英语国家，他就赢得了人生第一张彩票（这种话，就没必要引用出处了吧）。其实，对人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生在什么国度，也不是他生在什么年份，而是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或体制）里。海地和美国咫尺之遥，它们的差别就是地理上的距离么？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要让最大多数人能获得一个尽可能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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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写的这一切，都是当代大学生所难以想象的。我之所以写这些，不是向他们诉苦，而是要他们珍惜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大学生，比起我们那一代，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思想，都要强得多。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要面对当今社会新的困难、新的挑战。社会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充分利用今天良好的社会环境，更努力，做得比我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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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校去农场之后，人民大学被撤消了、解散了，校区也被第二炮兵占用了。不少教职工被发送到江西的农场劳动。只有校门口的332路公交车的站牌（那时还是32路），还始终保留着“人民大学”的站名，似乎预示着它还会有回来的一天。1978年，人民大学又恢复，人大的教工还去332路车队送锦旗、放鞭炮，感谢他们的先见之明。
工宣队在人大期间，把人大最有商业价值的一块地，沿海淀路（现在叫中关村大街），从东校门到北校门，几乎全占了去，另建了个“大华”什么厂。无独有偶，后来我在南京的那个高校，文革时进校的工宣队也如出一辙，从学校里挖出一块地，盖了他们的家属宿舍楼。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0 21:51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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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望母校
我这一生，经历不少，成绩不多。爬过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下过地下百米深的矿井，曾在炼钢炉前的炽热中流汗，也曾在海港码头的远洋巨轮旁干活；曾做过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翻大山，涉大河，走过那个县的几乎所有的公社，进门吃过派饭的农户，少说也有几百家。后来当教师，也是先后去过中专、大专、本科多种层次的学校，讲授过知识跨度很大的二十多门课程。也学会了从建立数学模型到计算机编程，主持了属于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全国粮食购销调存预测预警系统”的研制并通过验收。到最后几年，又转到证券投资专业，从K线图讲到马可维茨的组合理论。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刊登了就证券市场发展问题与记者的访谈。在工作中，既获得过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教学奖，也获得过属于理工科的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如今年近七旬，仍然孜孜已求，笔耕不辍。尽管是些很有限的工作，尽管其中有个人的努力，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地更新知识，但最终都要永生感谢母校曾经的教诲，感谢母校给我的起步，感谢母校所给我的知识和学习、思维的能力。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1 21:53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后来有这几十年的人生，但我的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知识结构、处事方式等等，在校期间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母校给了我什么，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① 世界观。我不敢说自己的世界观就一定是对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我能努力做一个坦荡正义的人，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即使在那个黑暗的、困难的环境里，也不会去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不当奴隶，更不当狼狗。
② 社会责任感。不敢说以天下为已任，但可以说位卑不敢忘忧国，始终关心社会，愿意为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
③ 坚持独立思考。分清是非善恶。既适应社会，又保持自己，走自己的路。
④ 学习能力。这一点也是使自己受益无穷，虽然年龄在增长、在老化，但还能跟得上新知识、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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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想过回母校再学习。1979年，人大重新招收研究生，我去考了。但外语考得太差，才36分。后来听班主任倪老师说，当时系里还专门为此研究过，并请示了学校，终未能通过。这是我多年的基层农村工作，把外语都丢了，想临时抱佛脚都抱不起来，身边连本外语书都没有。就这么凭着十几年以前一星半点的记忆痕迹，空手进了考场。考了那么点分数，实在是有愧于学校的培养。那年，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从遥远的新疆考上了我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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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依然深深地思念着我的母校。没退休之前，每次出差到北京，只要不是有统一安排，有可能的话，我都喜欢住在人大校门口南侧的连着东风一楼的那个招待所，尽管条件挺简陋。喜欢在校园里走走，环顾四周，看看还有多少当年的痕迹；喜欢在学生食堂里打饭吃，体会下久违的氛围；喜欢看如今的年轻一代那蓬勃朝气、那欢声笑语。一转眼，离最后一次去母校，也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同样，我也思念着我的老同学们。尽管我们班只有二十几个同学，却有好几个同学，从离校后就各奔东西，至今再没有任何的音讯。默默地祝愿他们每个人都平安顺利。其实，连这样的祝愿，也显得有些苍白和惆怅，就像在茫茫的夜空里寻找还没发现的星光。
离校以后，更有好几个同班同学，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所知道的有：陈振来同学、米受光同学、田永祯同学。我衷心地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在谷歌地图上看看我曾经的校园，回想当年的时光。北五楼早就没有了，东风三楼还在。
难忘母校。
难忘我的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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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2 21:13

2．难以忘怀
到今天，回过头来，真正体会到母校在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还是在离开它几十年之后。随着历史的尘埃渐渐拂去，它的光彩也更加显露。在母校的领导、教工和校友中，有着很多值得崇敬的人，值得一提的人，叫人难以忘怀的人。在坚持真理、解放思想的旗帜上，留下了他们不灭的名字。
在这里，出现过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的吴玉章校长、郭影秋副校长。
出现过亮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思想家谢韬副校长。
出现过在四人帮迫害下至死不屈的孙泱副校长。
出现过在大跃进左倾狂潮中坚持实事求是而殉难的邹鲁风副校长。
在这里，走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先锋的胡福明教授，更走出了为追求真理而惨遭极左势力杀害的林昭烈士和张志新烈士，还有盖棺未必定论的勇敢者林希翎女士。
后面三位都是柔弱而刚强的中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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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烈士，人大新闻系资料员。1957年夏，在已经开始大抓右派的时候，她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被打了个极右。当时资料室主任王前(刘少奇前夫人)，力所能及地给予照顾，但她的处境日趋艰难。1960年春，吴玉章校长出于保护，让她回上海休病假。不料，当年底就在上海被捕入狱，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坚持真理，坚持信仰。没有笔和纸，就刺破手指，历经数年，在白衣和床单上，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血书。这些血书，八十年代曾公开展示过，现在又都收起来了。为了防备被强暴，她的上衣和裤子都缝死在一起。1966年5月，在难得有当年好友来的一次探视中，她身披白床单，头扎白毛巾，上面用血写了个大大的“冤”字。那惨白的脸色，冷峻的眼神，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枪决时，身中一颗子弹倒下后，还想挣扎而起，又被补了两枪。两天后，5月1日，公安人员竟然上她家，上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楼上，向她母亲要了五分钱的一颗子弹费。（怎么没要三颗子弹的钱？！！！）她母亲因此精神失常，死于街头，死因至今不明。她父亲在林昭1960年被捕后不久就已自杀。有关事迹，请见：《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
和许多被极左势力杀害的殉难者一样，林昭也是尸骨无存。现在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是个衣冠冢。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3 20:39

张志新烈士，1952年毕业于人大俄语系并留校工作，1957年调至辽宁，于1975年4月4日在辽宁沈阳监狱被割喉杀害。她的事迹，前些年已见诸于报端。但还有一些更令人震颤的材料、她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读者绝对想象不到的！）种种法西斯暴行尚未公开披露。
（为缅怀这些秋瑾式的英烈，在《革命四十年》一书中特地安排了像姜雪花、车素花、林海秀、赵玫、高秀珍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
他们之所以出现在人民大学和受过人民大学薰陶的群体中，决不是偶然。那种卓越，那种正义，那种高昂，最使人震颤。这是我最敬仰母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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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希翎女士。她曾是名解放军战士，去过朝鲜前线，1955年转业保送到人大法律系学习。那时她思维敏捷、有胆有识。1957年，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活动。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得到吴玉章校长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肯定，被胡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林那时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不料却被毛泽东认定为是“学生右派领袖”。尽管吴玉章校长作过努力，试图保护也未果。1958年被捕，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也就是胡锡奎副校长当年被国民党关押的地方。1959年被判刑15年。
当年被打入深渊的这些人讲过什么话，现在几乎已经无人提及。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 重读北大及外校的“右派”言论》一文中说：“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请见：《拒绝遗忘 — 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说明：《广场》是1957年北大部分师生自己编撰的一份小册子。）
上面这段文字，选自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九章。
1973年，在她刑期只剩最后几个月时，毛泽东不知怎么又提起了她，说：“一个小姑娘，关她干什么？”于是，被提前释放。改革开放后，林希翎为自己的问题三次找到胡耀邦。尽管胡已经表示了“改正有利”的意见，但当时党内高层“改革派”和“凡是派”分歧激烈，使问题扑朔迷离。人大的一位校领导对她说：“你不要再去找胡耀邦了，那样大家都很被动，对问题反而不利。”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予改正，使她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同列为“中国最后的几个右派”。以表示右派还是有的，反右不能一风吹，只是扩大化，哪怕是扩大了成千上万倍的扩大化。但，允许出境。1983年，林希翎离开大陆，2009年3月26日客死于法国巴黎。临终她还表示，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对反右的描述和评论，可参见《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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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可能，“回望母校”之二，我想写篇“难以忘怀的人”，来纪念这些和母校联系在一起、在我心中难以忘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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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4 21:16

3．留下记忆
这些年来，我总想为逝者做点事，为逝去的历史做点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同时，这十年动乱的血泪伤痛，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震颤人心的源泉。不说别的，就是本文所提到的人和事，以我的一生也写不完。二十年来，我一直跟学生们说，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如果能进入世界文学宝库，那它的题材一定是文化大革命。那些所谓的魔幻、悬疑、武侠、言情、小市民、小女人之类，不说全部，至少绝大部分，不是垃圾，也是灰尘，都会很快随风而去、毫无踪影。为了有所记录，有所反思，我写了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 —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回来了》，历数解放后从1949到1989四十年的经历。试图以文学书写历史，以虚构保留真实。我知道，做这件事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还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非是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
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该书与本文都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目前还不具备对这些人物进行全面准确评价的条件。一是社会的舆论环境、政治环境，还没有达到温总理所讲的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境地。二是，有关材料还不具备。市面上介绍这些人的书很多，但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和讲稿，能见到的却很少。应该像出版马克思全集、鲁迅全集、巴金全集、张爱玲全集那样出版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集。而且应该是他们自己写的、原原本本的，而不是后人修改的、各取所需检出来的。这样的话，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就能完全为世人所了解。让大家该知道的知道，该学习的学习，岂不善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这些材料完全可以解禁了。

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5 22:32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看起来很激烈的这样的分歧。有的人依然把毛泽东当成神一样地崇拜迷信。在这些人里，他们的意图各不相同。也有人否定毛泽东，不但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还否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否定建国以前的毛泽东。在这些人里，他们的意图也各不相同。更有些个别人在里面趁机起哄，不负责任地肆意谩骂，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其实，这些分歧之所以成为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资料缺乏透明。如果相关的资料、档案能够公开解禁，真的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那么很多观点的依据将不再成立，很多问题也就不言自明，这些分歧的大部分也会因此消除，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像现在这样回避历史事实，回避正常讨论，让分歧无限期地延续，那只能加深对立、扩大分歧，徒然增加社会裂痕，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而使浑水摸鱼者得利。
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处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在《革命四十年》中对这场大饥荒，也有较大篇幅的描写和论述。这段话的意义，我想不仅仅适用于大饥荒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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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g1945 时间: 2011-2-26 20:07

刘少奇在遭受迫害时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还得要允许人民去写。本文和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想和千百万人民一起，认真地写上一笔。
写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时，我年已六旬，两鬓斑白，打字技能的笨拙，视力的低下，使我整日伏于电脑显示屏数寸之前，终至眼角膜发炎溃疡，视力严重下降，几近失明。但是更大的风险来自于该书的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主流意识所容忍。仅就本文而言，由于审查的原因，在有些网站那个文字审查就毫无道理。一段话上不去，得拆成一句一句才能上去，甚至要拆成几个字几个字才行，无法连载完毕。在有些网站就得有些变通，比如，有些段落的文字间就划了一些斜杠////，有的就用汉语拼音、用*号替代，好让审查程序能通得过，尽管那些段落里并没有值得神经过敏的内容。二三十年之后的人们，再看到这些斜杠、拼音之类，恐怕就不只是觉得滑稽和可笑了。
尽管有这些难处，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在撞击着我的心扉。风云的变幻，逝者的呼喊，时时在内心翻搅。所以，虽然深感自己文学功力的不足，虽然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风险，曾经一次次地放下过笔，但又一次次地拿起来。尽管我完全可以无所事事、颐养天年。可是，哀莫大于心不死，只希望以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为社会、为后代留下一些思索的痕迹。我知道，自己的水平非常有限，只是想抛砖引玉，在历史的大浪中尽一点微薄之力。我相信会有肯定我努力的一天的到来，相信会有如温wen总理所言能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那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自己很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思想的翱翔是永无止尽，没有时空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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